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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思维定式传统民俗
论文摘要:中国人在传统社会里,通过长期的民俗的传承,形成独特的思维定式。主要表现有家族本位、差序格局、平均主义等。寻找这些思维定式的源头,就成为理解中国人的一把钥匙。
心理定式,是指人们在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时的心理出发点。由民间传统到心理定式,实在是因为在历史的长河里,民俗对人们心理上的影响是巨大的。民众在无意识地“履行”着民俗活动的同,在其心理上、思维上打下了深深的传统的烙印。这样的烙印使得人们在思考问题时会下意识地运用某种心理去采取相对固定的方式和手段。这些表现主要有家族本位、差序格局、平均主义等。现借讲授民俗学之机,整理思路,草成此文,就传统民俗在人们心理上的几种表现略抒拙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家族本位
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自出生就处于一个家族(宗族)的包围之中。诞生礼、成人礼、婚礼、葬礼,人一生的四个阶段,处处展现着作为地域小社会成员的位置。而作为更重要家庭(家族)的一员,他的行为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作为整个家庭(家族)整体利益中的一环而存在。
先以家庭(家族)中的婚姻为例。在我们的传统社会中,历来是以两家结“秦晋之好”来代指这种婚姻关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家结成了“亲家”。而这词的本意却是指秦国和晋国结成了政治联盟,它是以秦国国君用自己的女儿嫁给晋国国君为代价的。国君女儿实际上就成为政治的牺牲品。纵观历史的长河,两汉以下,历朝历代未尝不以这种方式作为政治手段来使用的。不管是求得和平,抑或是出于笼络人心,都是将女子作为政治利益的交换来使用的。对于这样的女子来说,又如何说不是悲哀的,这样的事情说明,婚姻,在我国传统社会里,不再是两个人简单的结婚,而是代之以更大的利益驱动。
我们传统社会对儿女的婚姻,向来都是“父母之命,媒灼之言”,把父母的好恶放在第一位,而把儿女的感情放在次要位置。父母往往可以横加干涉儿女的婚姻生活,以至于出现了哀叹千古的“焦仲卿与刘兰芝”、“陆游与唐婉”的凄婉故事。而父母的出发点是想找个“门当户对”的亲家,不考虑子女的意愿。这样的结果.结婚的儿女双方家庭,甚至是家族(或宗族),都随着他们的婚姻结合而成为牢固的联盟。而子女在这样的环境中,也就被抹杀了自己的个人感情,甚至是个性。家庭、家族(或宗族)的利益,每每放在第一位,而个人的利益被放在次要位置。再者,传统社会中的“门户”观念,亦是造成此种观念的源头之一。“门户”,一般来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宗族一姓中之一支,狭义指中国传统的小家庭。延续“门户”,成为历史上的家庭生育后代的目标和理想。将家族比做树木,而保证树枝的繁茂,防止枝干的断节,就是家族最大的任务。没有子嗣,也要纳妾,甚至是过继一个来承继所谓的“门户”。实在也是古人观念的典型反映。而作为家族中的一员,他负有保护整个家族不受外界侵犯、保证家族延续繁茂的艰巨任务。所以,在困难面前,个人与家族的利益密切相关。因个人是家族中的个人,没有家族也就没有所谓的个人。故为了保全家族,个人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北魏末年,杨侃参与了诛杀尔朱荣的谋划。在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带兵人洛阳时,他潜逃关西回家。后来,尔朱兆的堂弟尔朱夭光到关西,派杨侃的亲家招抚他,并立盟誓许诺饶恕他。侃的从兄“恐为家祸,令侃出应,假其食言,不过一人身段,冀全百口。侃往赴之,秋七月,为天光所害。”(<魏书》卷58《杨播列传附子侃传》)这样的事例在史书上真的数不胜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曾盛行“君”、“父”先后的辩论,“君”是指国君,代指朝廷;“父”即指父亲,代指家族。这是关于朝廷和家族利益先后的讨论。
最后还是“父”占了上风。这也就有了为了家族利益而无视南北朝朝代更替的各个世家大族。但是这样的观念对于各个王朝的统治毕竟是有害而无利的,所以在后来,折中为众所周知的“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只要保全其中一个,就被视为一个完整的人,而不会担什么骂名。但是不管是“君”与“父”或“忠”与“孝”,抑或是“家族”与“国家”,这对于个人来说,仅仅是大集体与小集体的差别说到底,还是没有个人。这种以家族利益为前提的心理定式,绵延了千年而不改易,现在依然有其深远的影响。
二、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是引自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的观点。费先生着重阐述的是中国的乡土社会里的社会的网。他说,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这个网络象一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
其实,这样的一种关系,主要是由我们传统的葬礼上的“五服”观念推衍而来。“五服”是葬礼上参加者所穿的各种丧服。包括斩衰、齐(期)衰、大功、小功、绝麻五种。这是由不同布料按照不同方式缝制的丧服。依照和死者的不同血缘关系穿不同的丧服,而重要的是血缘关系越远,穿的丧服质地也越好,缝制的越精细。所以在丧礼上,我们尽可以通过穿的丧服来辨别每个在场的人和死者的关系以及和自己的亲疏。我们古代有“五世亲尽,的说法,而按照血缘关系划分“五代”,就成为关系远近的一种标志。在笔者家乡,现在依然用“五服”来代指亲族关系的远近。而血缘关系的远近,就带给我们对人和事物的态度上的亲疏,这在我们待人接物上都会有表现。而由血缘关系的远近所衍生的是地缘关系。这是以出生地的远近来确定关系远近的类血缘关系。人们距自己的出生地越远,心理上所能接纳的地域也就越广。比如,我们在省内,往往以一个地区为老乡,而在省外,就是以河北省为老乡,同样,我们到南方,以北方老乡互相称呼,而到国外,整个中国范围内的各个民族都是中国人了。这样一种以自我为中心而接纳扩延的心理,体现了中国人关系远近的判断标准。
基本上是“我”对别人贡献强弱的一种判断。历代作官的,经商的等离家在外的,都把地缘作为自己生存的一个基础。乡土情谊成为联系的纽带。我们经常说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就是这样一种观念的体现。惟独不同的是,我,处处依靠别人,而恰好少的是自己的独立性。相比之下,英美国家在文艺复兴之后兴起的个性自由与解放,造成的是一个以个人为中心的单一的圈。也就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观—“人人为我,。在任何环境下,只有““我”,才是最重要的,一切都要以自己的利益为着眼点。反过来看中国人的关系圈,鼓励每个人都是“我为人人“,就是人们在做事情的时候.要兼顾别人的利益,根据关系的远近采用不同的方式。而不同的关系也就有不同的结果了。虽然中国的自我依然是以“我”为中心,但并不是一切以个人为中心。自我的基础是建立在大家的前提之下。
三、平均主义
平均主义指的是中国人在利益面前采取的一种基本心理定式。它是从我国传统的家产析分中的诸子平均析产方式而来。诸子平均析产方式即所有儿子平均分配家产的方式,是我国传统家产继承方式的主体内容。诸子平均析产是基于直系血缘关系的男子单系继承制。凡是同一父亲的儿子不论长幼,甚至不分正妻还是妾脾所生,原则上都有相同的家产继承权。
众所周知,诸子平均分配家产的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原则是绝对平均主义。这是基于所有的儿子无论嫡庶长幼,都与父亲的血缘关系相同而形成的原则,也是我国传统家产继承方式的最基本的特征。而且在历代的族谱中,长辈也时常嘱咐子孙分家时一定要均平,不要拘私心。在分家的实际操作时,为了讲究平均,需要数量与质蚤的双重搭配。而分家不均被视为不义,为人所不齿,同时属于违法行为。在《唐律疏议》卷12中规定了家产析分不均的处罚方法:“同居应分,计所侵,坐赃论减三等”。后代的法律也有类似的规定。
这种在人情舆论和法律上家产析分所体现的平均主义的原则,延伸到了我们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在中古时代,赋税制度是“九等制”,就是按照家庭的资产划分等级。也许大家会问,资产不等怎么平均呢,这还是可以体现的。九等虽然对各个家庭来说是不等,但是如果将一个九等和一个一等加起来,数量上肯定和一个八等加上一个二等差不多。依次类推,其实到最后,落到政府那里,它依然取得是个社会的平均数。这其实就是体现了平均主义中的公平原则。资产多寡,交纳的资产也有多少之分。这是平均主义在国家政策上的反映。
在农民心目中,这种心理的烙印更为明显。作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常常集中在地主手中,社会上贫富差异落差很大,很自然农民希望可以将这样的现状改变。“杀富济贫”就是这样心理的典型反映。宋代王小波、李顺起义就打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这样的口号就是由农民这种朴素的平均主义心理而来。更甚至于在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中,更是将农民的这种思想发挥到了极至。但不管怎么去理想化,这种平均主义思想在社会上是很难得到实行的。不过确实也深刻地反映了平均主义思想在人民心理上的巨大影响。
以上所述反映了中国民间传统风俗习惯对人们心理上的巨大影响力,乃至对整个社会的影响。笔者仅仅是就其中三种心理定式进行了探析。我国很多的心理定式都可以从民间风俗中找到它的源头。而分析了解这些民俗也就成为认识中国人的特性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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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音乐是我们自己的精神文化,不论是否“申遗”,它都是我们世代相传、不可丢弃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自觉保护这份遗产。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 :浅谈加强中国传统音乐保护,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的国家,每个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灿烂的音乐文化.历经漫长的岁月而保存至今,并积淀了丰厚的传统,成为一座传统音乐文化的宝库。历代以来.各族人民一直传承和发展着自己的文化。可以说,我国音乐文化本身就是由多元文化组成的大文化集合。近代以来世事巨变,传统文化艺术的保护和发展空前严峻,连连遭受重大损失。内外战乱、强敌入侵等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以及西方音乐的大量涌入,使得人们学习、接收和欣赏音乐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传统音乐也遇到了无数巨大的新挑战。
当前.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加速和世界经济一体化逐渐形成,由于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存在着很大差异,如何平等相处和交往便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在发达国家,有一种以强势经济为后盾的强势文化主宰世界的趋势,使得部分国家的传统文化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冲击,有些已经濒临。特别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这种现象更为明显。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更好地展示全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从而为人类的发展创造一个更好的文化生存空间,在2001年的联合国文明对话年活动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31届会议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化宣言》,宣言认为文化多样化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
因此,加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尤其是濒临消亡的传统文化),及时地抢救和保护处于生存困境中的文化遗产。成为时代赋予世界各国非常紧迫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正视当代传统文化发展中的危机意识。实际上,我们要认识到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既有同步的一面又有独立的一面.任何以牺牲文化建设来进行经济建设的做法都是万万不可取的。
在中华文化已有的各种传承方式中,努力建立一种严格意义的“原样保存”模式,不仅仅是借用今天的录音、录像、书籍记录等现代化保存手段,记录下传统的“此刻”状态,更重要的是培养一种发自内心对传统的尊重和珍惜。为当代及后代负责的态度,以树立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尽可能地将传统原样保存和继承。此外,我们还可以借鉴世界许多国家和民族在保存自己文化遗产过程中所积累的成功经验。任何轻言“创新”都是很危险的.只把传统看成“创新”的垫脚石.更是非常可笑的。马克思指出,传统文化的优秀作品.永远起着后人难以企及的不可代替的“典范作用”。
随着世界多元文化思想的不断传播,我国政府加大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喜讯捷传。我国的昆曲艺术、古琴艺术、蒙古长调民歌(与蒙古国共同申报)和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先后入选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我们在为中华民族有如此灿烂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之余,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人们传统生存环境的改变和文化选择多元的冲击,部分传统音乐文化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严重影响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生存与发展,使在风雨飘零中的传统音乐受到了历史性的挑战。我们没有理由不将这些遗产保护好、管理好、传承好。
近年.国家针对传统文化流失严重的现象,采取了相关的保护政策。2005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进一步阐述了我国政府对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及总体目标,大大推动了对包括中国传统音乐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发展的力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针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并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作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了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有史以来,官方大规模地保护传统文化正深入发展。
此后,部分专家认为“申遗”是保护传统文化的最好手段,特别是在地方政府中也有这种想法。而一些地方政府却往往借文化的招牌招商引资,其结果是“政绩”有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真正保护文化遗产的目的。如果仅仅通过“申遗”来保护文化遗产.将对传统音乐的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我国的传统文化浩如烟海,如只通过“申遗”保护,则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申遗”是一种手段,保护文化才是最终目的。保护文化遗产的手段多种多样.不能在“申遗”这一棵树上“吊死”。
传统音乐是我们自己的精神文化,不论是否“申遗”,它都是我们世代相传、不可丢弃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自觉保护这份遗产。人们最初是自发学习和传承传统音乐的,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一直延续至今。如今,乐师们已清醒地认识到传承后继乏人,只要有人习之,他们便竭尽全力“传道、授业、解惑也”。政府的帮扶有利于乐社的发展,但传统音乐始终是生于民间,长于民间,服务于民间的,传统音乐的发展离不开民间。我们认为,政府的积极、正确引导有利于传统音乐的健康发展。乐师不仅要推动乐社发展.而且要自觉保护祖上留下的音乐文化,积极招纳、吸引新成员加入乐社,培养新会员和知音,因为人们的需要是传统音乐真正存在的价值。
总之.处于自发状态下的传统音乐人.不但要自醒,而且要自觉保护传统文化,要有一种对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尊敬和珍惜.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子孙负责.尽可能将这份遗产“原样”传承下去。
历经岁月的洗礼而保存下来的传统音乐.虽然在当代急剧变化的浪潮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冷遇.但依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河北省徐水县迁民庄南乐会“无论是来自外界的压力或是隐存于内部的危机,都从未令它放弃过生存的希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善于利用各种变体巧妙地维持自己的生存与发展”。E2]河北省高碑店市虽紧邻京郊,尤其是部分大型企业人住该市后,使得其经济快速发展,但城郊的虎贲峄南乐会依然茁壮成长。另外,在经济发达的广东,民间乐社遍地开花,尤其在广州,以及广州附近的番禺、佛山、中山等地较为兴盛,“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番禺区有大大小小的民间乐社60个”,它们依然活跃在民问社区。因此说,中国传统音乐依旧前景光明。并随着经济的发展将进一步壮大。并非有些学者所担心的那样——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逐步消亡。
然而,在部分地区,民间乐社不能正常参与活动,甚至有些乐社已经陷人瘫痪的境地,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中国艺术研究院张振涛研究员在1993年至1996年采访的冀中地区55家乐社中有8家乐社已经瘫痪,占总数的15%,相当于有1/7的民间传统乐社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时至今日,更多的传统乐社不能正常活动。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加强保护处于困境中的民间乐社和那些承载着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民间乐师。冯骥才曾对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说:“每一分钟都有遗产在消失.文化就是我们的生命。”“有些没有文字记载的遗产,全靠实物和传人,实物、传人一旦消失,这些遗产也就随之消失。”因此,必须正视当代传统文化发展中的危机意识,必须加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
当前,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好形势之下,各地政府应该提倡和积极引导,让农民做新农村文化的主角,正确合理地开发中国蕴藏的乡土文化资源,激发乡土文化的活力,这对传统音乐文化的延续无疑将会起到积极作用。我们相信,随着政府和民众保护古乐的意识越来越强烈,中国传统音乐的复兴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实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真正到来之时.中华文化将成为世界多元文化“大家庭”中一枝美丽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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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贤能”思想内容丰富,各家涉及主张很多,也留下了很多丰富的研究史料。“贤能”即具有才能的贤德之人,“贤能”思想的核心就是人才理论。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人民对于人才的定义有过种种不同的界定,这些认识反映着人才观念的历史演进。从原始社会的大同社会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从天下为公到中国梦,在任职用人问题上,“选贤与能”的问题一直都是亘古不变的关键问题。而传统文化中的人才理论则主要是体现在四个方面:(1)人才定位,对于社会历史的重要性;(2)人才标准,德才兼备;(3)人才选用,知人善用;(4)人才考核,循名责实。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历代开明君主和有识之士,都把人才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首要问题。古往今来,但凡有所建树的英雄人物,无不在用人方面留下了千百年来仍为人所称颂的佳话,而这些人之所以千古流芳,也正是由于他们能“唯才是举”,最终能得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从三皇五帝到唐宗宋祖,从管仲到萧何,从诸葛亮到曾国藩,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中国的贤能思想在历史上起源很早,据称尧、禹、汤、文、武成王、周公都是因为贤能突出而被推选出来的。但凡开创一番丰功伟绩的贤君明主,无不重视人才问题。《诗经·大雅·文王》 “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说的是周文王尊贤礼士,贤才济济,所以国势强盛。先秦诸子百家则使得贤能思想更趋于成熟。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 其人亡,则其政息。”汉初道家隐士黄石公提出“治国安家, 得人也。亡国破家, 失人也”的思想,将国家的安定与兴亡直接与人才的得失以及人才的任用联系起来。战国时,堪称贤能思想集大成者的墨子指出: “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将人才的多少与国家兴亡直接挂钩。《吕氏春秋·知度》曰: “绝江者托于船,致远者托于骥,霸王者托于贤。”将贤良之才看作是成就王者霸业必不可少的条件。唐太宗李世民全面研究前人的人才理论与思想,提出了“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著名论断,这也是当时对于人才重要性的最高概括了。通过对康熙皇帝总结人才问题时指出:“自古选贤任能,为治之大道。”这些论述,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统治安稳、国泰民安皆系于人才的道理。
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子欲善而民意善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分,必偃”德行能渲染他人,产生辐射效应,教化诱化民众,而且有才就能寻得一官半职,为统治者服务。德才兼备才能使人才发挥最大的社会价值。在古代入仕是最好体现人生价值的方式,不仅可以获得充足的社会生活资料,更多的是可以满足多年寒窗苦读换来的光宗耀祖的虚荣心需求。李世民曾对魏征说:“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勤,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可见,用什么样人,是关系到吏治民风和政权安危的大事,马虎不得。要拿出合理的选人标准,慎重选用人才。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都将人的德行和才能看作是贤的内容,同时也将“德才兼备”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
《尚书·咸有一德》中说:“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认为君主选人任官,一定要同时具备贤德和才能两方面。孔子也以“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来指明选任官员要德才兼备。墨子在《尚贤上》篇更明确具体指出了贤者的三个标准:第一,要“厚乎德行”;第二,要“辩乎言谈”;第三,要“博乎道术。将”厚乎德行“放在了第一位,可见墨子对于人才的”德“是十分看重的。德为首要,对于辩才和道术的精通居次,要求德才兼备也。明朝刘斌提出选才的标准有三:”一曰德,二曰量,三曰才。“只有三者皆备,才能当大任。司马光曾给德与才下了这样的定义:“夫聪察强毅之谓才, 正直中和之谓德,”“ 才者, 德之资也: 德者, 才之帅也……才德全尽之谓‘圣人’,才德兼亡之谓‘愚人’; 德胜才之谓‘君子’,才胜德之谓‘小人’。”可见德与才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德才兼备,德处首位、帅位,而才次之。
但是这个标准也是随着时代的需求来变化的。创业唯才,守成为德。曹操在为统一中国成就一代霸业时就提出“明扬仄陋,唯才是举”的思想,而在掌握政权后连发三次求贤令,又要求“勿拒品行”。这说明在战乱时期用人不可求全责备。要适时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变换用人的策略,改变人才的衡量标准。
古代封建的“亲亲”“尊尊”思想,严重阻碍了人才的选用,任人唯亲给社会埋下了很大的隐患。所以历代开明的思想家、政治家都十分看重人才的选用,并提出了一系列的人才选用的原则:
“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虽在农与工肆之人,又能就举之。”。强调人才选用要不计出身、所从事的职业及其样貌等。孟子更是举例:“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间,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荀子认为“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意思是说,对于那些贤能有才干的人,要不按等级次序、出身贵贱,毫不犹豫破格使用;对于疲沓无能的人,不要等待片刻立即撤换。
近代改革家和思想家龚自珍在面对封建王朝选用人才的诸多陋习时大声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春秋名士晏子认为:“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任人之大略也。”唐代陆贽就明确主张:“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长,必有所短。若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扬起所长,避起所短。能识别贤士突出的才能,为己所用,为成就一代丰功伟业奠定了坚实良好的基础。
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在《论任人之体不可疑》札子写到:“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宁可艰于择人,不可轻任而不信。若无贤不肖一例疑之,则人各心阑,谁肯办事?”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一代奸雄曹操一生奉其为用人信条,唐太宗李世民、康熙帝玄烨无不是忠实践行者。君主大胆无疑用人,贤士遇伯乐极力尽忠。而作为君主不但要礼待人才,还要能“置之三本”留住人才。“何为三本?曰: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故古圣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之予令”。要从精神和物质上去选用人才和留住人才。
在传统的人才思想中,领导者不仅重视选拔人才、任用人才,同样注重对人才的考察。
关于考察人才,古人做了很多尝试,也提出了很多先进的理念,也总结出了许多经验和方法。比如姜尚提出的“八征”之法:“一曰问之以言, 以观其辞; 二曰穷之以辞, 以观其变; 三曰与之间谋, 以观其诚; 四曰明白显问, 以观其德; 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六曰试之以危, 以观其贞; 七曰告之以难, 以观其勇; 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八征皆备 , 则贤、不肖别矣。” “六守”之法:“六守者, 富之而观其无犯, 贵之而观其无骄, 付之而观其无转, 使之而观其无隐, 危之而观其无恐, 事之而观其无穷。”以考察人才在仁、义、忠、信、勇、谋六个方面所具备的素质。“凡论人, 通则观其所礼, 贵则观其所进, 富则观其所养 , 听则观其所行, 止则观其所好, 习则观其所言, 穷则观其所不受, 贱则观其所不为。 喜之以验其守, 乐之以验其僻, 怒之以验其节, 惧之以验其特, 哀之以验其人, 苦之以验其志。”中提出要从通过“八观六验”之法,来考察人才。
韩非子说“明主之道取于任,贤于官”对领导的用人之道进行说明,杰出的领导应该录用有才能,有德行的人,让这些人去担任重要职务。法家的“循名责实”是根据下属的职务去追求其应有的功效与业绩,从而考核人才。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对于我国现代的人才管理具有积极的意义,我国的人才管理要不断创新方法,激励人才的潜力,使人才做出杰出的贡献。《慎子·威德》里有句“得助则成,释助则废。”是指通过众人的力量地能更好地实现目标,失去众人的帮助则什么事也办不成。
“询于众人”是一直在被沿用的察人之法,即广泛征求群众意见。个人的闻见总是有限的, 群众的评判往往能反映人才的真实素质。因此孟子强调“左右皆曰贤, 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 未可也, 国人皆曰贤, 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日不可,勿听, 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 然后去之。”白居易则主张“明主之选将帅也, 访于众,询于人。 若十人爱之, 必十人之将也, 百人悦之, 必百人之将也, 千人悦之, 必千人之将也, 万人伏之, 必万人之将也。”他们都把群众评议, 看作是“察才”的重要依据。
以史为鉴可以明智。传统文化中的“贤能”思想内容丰富,从定位到选任方法都较为全面成熟。通过对传统文化中的贤能思想的研究以及探讨,可以了解到古代先人的智慧结晶,同时更能帮助我们在认识人才,发现人才,选用人才和考察人才,甚至于培养人才等方面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夯实的理论依据,为培养出结合时代特征的新型人才理论打下基础,汲取精华,取其糟粕,一方面对于健全和完善我国目前的人才制度,增强我国的人才竞争力大有裨益,另一方面会对实现我们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产生直接影响,对于我们长远的繁荣与安定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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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环境问题因其巨大的破坏性而引起世人的关注,再不理性地对待自己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人类的生存发展甚至地球存在都将成为问题。为此,各国相继制定了各种环保法规,以规范人类的态度和行为。同时,人们也积极从各自的历史传统、文化发展与文明传承的角度去发掘历史上优秀的生态伦理思想,并加以现代化的吸收、改造和利用,以保护我们深处危机之中脆弱的自然环境,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新秩序。中华民族是个智慧的民族,我们的先人在很早时就提出了生态伦理思想,尽管这些伦理思想并未达到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程度,但其内容却是相当丰富而深刻的。解读华夏文明的生态思想,对于我们践行生态道德文明、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不无启示意义。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本身不是生态学,但却蕴涵着极其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其一,万物有灵,万物皆有佛性,都有内在价值。佛教认为包括山川、草木、大地等在内都具有佛性,禅宗强调“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清清翠竹皆是法身”,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是佛性的体现,都蕴涵着无穷的禅机,都有着平等的内在价值。其二,众生平等、尊重生命的生命观。佛教的众生平等不仅是不同个体和种族的人的平等,而是超越人的范围,是宇宙间一切生命的平等,包括动植物。在此前提下,佛家进一步提出尊重生命、珍惜生命的观念。佛家为此提出了“不杀生”的戒律要求,成为约束佛教徒的第一大戒。“诸罪当中,诸功当中,不杀第一”《大智度论》第13卷。其三,追求“极乐世界”的净土理想。净土,指的是佛的居所,也即是佛教徒追求的清净处所。为此,佛教徒喜欢在青山绿水间筑庵建庙,为清修创造良好的环境。他们顺应自然,融入自然,栽花种树,怜惜生命,美化自身及周围的环境。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倡导环保、美化家园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
当然,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丰富多彩,除了儒道佛三家主要的生态伦理思想之外,其他思想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同样博大精深,值得我们继承与发展。难怪西方一些学者研读了东方一些文明古国的生态伦理思想后,惊叹于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所蕴涵的巨大的价值魅力,认为如果能够将其合理地传承、利用并推广,这对于保护环境、善待自然以及重建和谐家园将起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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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是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内容特别丰富,包括儒家、道家、法家、佛家等较多的文化形态,其中的核心内容是儒家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是今天构建多层企业文化的一个超大宝库。
外国企业文化进入我国后,能较快融入我国文化体系、焕发出强劲的生命力,与生存的土壤和与主宰生存土壤的传统文化作用上的相互性密切相关。首先,传统文化能为企业文化生存提供合适土壤。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对企业文化构建的影响客观存在,浓郁传统文化的土壤,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人,这些为企业文化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其次,企业文化发展可从传统文化中获取必要的成分。在数千年占据着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深刻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制约着今天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像儒家提倡的“仁”等观念思想,对企业文化发展可以起到较大影响。再者,企业文化为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有效载体。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漫长历史中积淀的丰富内容要有效的途径传承下去,需要较多的途径,企业文化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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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长廊中的一块瑰宝,具有重要的影响以及作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文章以同仁堂的企业文化为例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指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仍然有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企业文化;中国传统文化
企业文化是指以企业为主体的、广义的、深层的文化,是在企业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的企业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传统作风、群体意识及整个企业人员的素质,是一种重要的经营资源,是企业的无形资本和灵魂,具有很大的渗透力和凝聚力,是维护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从层次上看,主要包括四个层次:物质层文化,行为层文化,制度层文化,精神层文化。本文主要对企业的精神层文化加以论述。
日本是最早用企业文化来管理企业的国家。利用大和民族的文化形成其独特的企业文化理念,因此二战后的日本经济获得了飞跃发展,仅用了30多年的实践就成为了在经济上能与欧美相抗衡的大国。
而我国本土企业则更是在其企业文化中充分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下面以同仁堂为例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
北京同仁堂是中药行业著名的老字号,创建于清康熙八年。在三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历代同仁堂人恪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传统古训,树立“修合无人见,存必由天知”的自律意识。确保了同仁堂金字招牌的长盛不衰。
翻开同仁堂的历史,我们立刻可以感受到其浓厚的文化底蕴。
首先,其名称――同仁堂――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仁”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古语有云:为仁者安天下、世事如棋局局新、仁者胜乃万古之理、仁者无敌等等。同仁堂以一个“仁”字无敌于中药行业,在百年历史变迁中永葆青春。可以说这以“仁”字就是同仁堂企业文化最核心的内容,其他各个方面都是以此为基础加以展开的。
其次,走进位于崇文门的同仁堂办公室,在其一层的同仁堂药店端端正正的挂着古训“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也是同仁堂深厚文化底蕴的表现之一。
同仁堂古训始于康熙四十五年同仁堂编纂的《乐氏世代相传散膏丹下料配方》一书的“序言”中,几百年来,同仁堂人始终坚持贯彻执行。
这一古训也充分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诚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讲求诚信,只有做到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才能真正赢得顾客。诚信观念也是中国人一直所推崇的。诚信是中国传统企业的道德核心,是中国古代社会商业经济活动中一项重要经营原则。诚信的本意是真实无妄、重信守诺。宋儒周敦颐在《通书》中写道:“诚者,圣人之本,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中国历来就有“言必行,行必果;一言九鼎;一诺千金”等词语来反映诚信观念对中国人立身处世的影响。诚信是一个企业经营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在我国历史上晋商和徽商都是坚持诚信经营的典范,他们的经营理念和精神至今仍有深刻的影响。在任何时候一个企业都不应该也不能牺牲诚信来获取暂时的利润。同仁堂的诚信经营理念为同仁堂赢得了良好的声誉。该古训已成为同仁堂人刻骨铭心的行为准则,将世代传承。
一、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的企业精神
同仁堂的企业精神简称为“仁德”精神。上面谈到同仁堂的名称是就讲到,一个“仁”字体现了其企业文化的核心,修仁德自然成为同仁堂人的必修课。“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价值,“仁者爱人”、“求人得仁”讲的是一种人的内在的价值观念,要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坚持真理正义,同时以博大的胸怀来爱护民众也是“仁”的一种表现方式,即“泛爱众而亲仁”。而为了达到其中“仁”的境界就必须“修”,而且是内外兼修。同修仁德,对内就要修身养性;对外就要报效国家,“杀身成仁”。同仁堂的仁德精神就是要求同仁堂人做到内外兼修,做人要正直诚信,而作为一个企业就更加要严格要求自己,要多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
“济世养生”是“仁德”的最高境界和目标,历代同仁堂人始终以“济世”“养生”为己任,对待求医购药的八方来客一视同仁,坚持以爱国爱人之心,仁药仁术之本,取信于民,造福人类。
“精神”是一个企业行动的指南,而同仁堂人以“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的精神为自己行动的最高标准,时时牢记“医者父母心”,以病人的利益为自己的行为向导,做最好的药,力求把中华民族“中医”理论的精华全部融合在同仁堂国药之中,为弘扬中国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仁堂“济世”的精神也被历代同仁堂继任者牢记并始终贯彻始终。“济世养生”是“仁德”的最高境界,同仁堂始终关注人类健康,关注病人生命。同仁堂成立至今,时刻牢记要为社会做贡献。早在成立之初,每当京师会考,同仁堂向应试举子赠送四季应时药品,而每年冬天,同仁堂都要开粥厂,使那些饥寒交迫的贫民能够勉强糊口,夏天则会发放一些治疗预防中暑的药。直到今时今日同仁堂依然牢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每年都会从企业利润中取出部分用于慈善事业。同仁堂以这种贡献精神在社会上树立起了一个“仁德”的形象。
二、自主创新的企业使命
同仁堂“以弘扬中华医药文化、领导绿色医药潮流、提高人类生命与生活质量”为企业使命。
同仁堂具有强烈的弘扬中华医药文化的使命感,同时在继承发扬中华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创新,力求与国际接轨,开拓绿色医药的新潮流。
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民族。《易经》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同仁堂人把中华民族的这一精神不断发扬光大。同仁堂在继承中国博大精深的中医药理论的基础上,不断研究创新,致力于新的绿色产品的开发,着眼于是中老年人的养生保健,力求实现高科技与绿色医药的结盟。现在的同仁国药不仅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而且融合着高科技,实现制药技术的现代化。如今的同仁堂不仅使中华儿女看到了中医传统的博大精深,而且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传统医药文化的极大力量,让世界上更多的人相信中医的疗效。相信中国的中医文化必将在同仁堂人手中更加发扬光大,对中国乃至世界医学理论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同仁堂人不会固步自封,必将研制出更多更有效的中药产品,为人类的健康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三、以义为上,义利共生的企业价值观
同仁堂以“同修仁德、济世养生”为企业使命,讲的是一种对社会的贡献。以“义”为上的企业价值观再次反映了它的企业精神。强调了企业对社会的责任感,讲“义”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企业才能不断发展。任何一个企业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利润,可以这样说“利”是一个企业存在的价值,如果企业不能获得利润,那它的存在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任何一个企业都存在与一个社会之中,这是一个社会的共同体,如果为了获得利润而牺牲他人的利益,那这个企业可能会获得一时的繁荣,但必将不会有一个长远的发展,因此对一个企业来说就必须兼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所以同仁堂把“以义为上,义利共生”作为企业的经营哲学。所谓“以义为上,义利共生”就是要以义取利,不取无义之利;尤其是当义、利发生矛盾时,坚持以义为上。坚信重义才能取信于市场,有了信誉才能赢利。
中国有句古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中国人讲义气,任何事情都把义字放在首位。我们这里所讲的义,当然并不是那种所谓的哥们义气,而讲的是大义,是对社会、对人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一个企业来说,就是一个企业的信义和对社会的贡献。
同仁堂的历史就是谋求信义的历史,同仁堂的金字招牌就是信义二字凝结而成的;同仁堂的未来发展必须发扬重信厚义的传统,坚持产品高质量,不掺杂使假;坚持诚信经营,不求暴利;坚持以信用原则处理经济关系,不坑梦拐骗。同时自觉投身于社会公益活动,以自身的义举,赢得更高的市场美誉度和顾客的信任。任何一个企业只有得到社会和消费者的认可,才可能有生存发展的空间。“顾客是上帝”永远是企业经营的金玉良言。
四、同心同德、仁术仁风的管理理念
这其实讲的是同仁堂的人才观,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靠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同仁堂的全体员工。
同心同德,语出《尚书・泰誓》,意为同一心愿,同一行动,为同一目标而努力。对同仁堂而言,这目标就是要以精湛的医术,优质的产品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来治病救人,济世养生,奉献社会。同仁堂管理者遵从这句名言,意在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和人心齐泰山移,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并推动历史发展的哲理。
在中国儒家的思想中,管理的本质是治人,管理的关键是得人,管理的方式是人治,就是一切都不能离开人。在一个企业中,员工才是企业的主人,只有依靠员工的力量才能把企业发展壮大。
同心同德、仁术仁风作为一种管理思想,已经成为一种纽带,用它来凝聚全体员工的力量,使同仁堂成为一个强大的团体,这个团体就集中了众人的智慧和力量,在它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实现不了的目标。
为了使全体员工能够到同心同德,同仁堂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才观,积极培养人才。同仁堂从创业之初的小作坊发展成为现代化企业集团,始终与发挥人才的作用密不可分。无论在历史,还是在当今,同仁堂都出现过许多既精通医药理论,又善于经营管理的专家型人才。如今的同仁堂更是为各方面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为人才提供公平竞争的舞台,制定和完善以人才为中心的各项政策待遇等等,总之是为了培养利用留住人才,做了许多工作。今天的同仁堂吸引并且留住了许多人才于企业领导对人才的尊重,对员工的倚重分不开的。
上面以同仁堂为例谈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建设的一些影响,其实不仅是同仁堂,我国的许多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许多优秀的文化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其中有些思想观念已经陈腐过时,但只要条分缕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必将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志迎.企业文化通论[M].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
2、李柏松.企业文化宣言[M].蓝天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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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商业道德伦理中也有很多值得现代商业伦理建设积极吸取和学习的亮点,本文将略加叙述。中国现代商业伦理建设是极为紧迫和重要的任务,从传统文化中梳理精华,结合西方主流文化的共同之处,更能将现代商业伦理深入人心。我们必须寻找切实可行的操作模式,不能丢弃如此宝贵的资源。
关键词:传统 商业 伦理道德 现代
这几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大力推进和入世后市场经济主体及行为的复杂化,新闻媒体中有一个话题日见趋热:市场要不要讲道德?什么样的商业行为才是我们应该提倡和遵行的?中国现在正处于转型时期,由于市场经济的时间比较短,大量问题涌现,商业诚信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一大问题。中国商业伦理的建设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关注。很多学者对此发表意见时均源从西方主流管理学和经济学相关领域中寻找理论,动辄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等等,本文拟略换思路,讨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是否可寻找些重建现代商业伦理的契机。也许国人于传统文化中能接受和汲取的会更多更深。
传统的企业理念体现在企业道德行为上就是“价实”、“货真”、“量足”、“守义”,这既是企业的伦理道德观念,也是企业的行为准则;价实,是说的商品价格,历代把“口不二价”作为经营者的美德;货真这是说商品质量。《礼记·王制》云:“布帛精细,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就是说经营者必须对消费者负责,保证商品质量;量足,是说商品计量,这里不仅是说商品绝对数量的足量,还指计量单位的统一;守义,是谈经商作风,也是一种企业风尚。中国传统道德观是“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信义不欺,一诺千金”。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商业伦理发展中所提倡的4P理论(产品、价格、渠道、促销)其实也和这些思想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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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生产部门,作为农业生产实践产物的农业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先出现的文化形式。中国古代发达的农业,创了独特的、无与伦比的农业文化。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丰富的文化内涵都是在农业社会里形成的,无不带有农业文化的特征。在最近几年的文化讨论中,人们似乎忽视了这个问题,在种种的文化热中,农业文化很少进入人们的视野,这是同农业文化的地位与我们这个农业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的。农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是认识、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缺少对农业文化的认识,要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是困难的。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一直延续至今,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影响广泛。我是一个农村的孩子,从小在农村长大,从书本中我了解到中国古代农业的起源和发展,在现实生活中又见证了古代农业文明在现在的深刻影响。下面我农业经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进行分析。
中国以其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自然地理条件成为世界农业的起源地之一,同时孕育了华夏族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形态。早在四五千年前,中国就已经产生了原始的农业。三代时期,农耕业已经成为中原华夏民族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此后,随着历代统治者“重农固本”思想的推行,和农业实践的不断发展,中国古代农业逐渐走向成熟。此后几千年内,农作物种类、农业生产工具、耕作制度、耕作方法等基本没有大的变动,直到现在还一直被人们所沿用。
土地是农耕社会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所有制是农耕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最显著标志。在进入封建社会以前,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度,国家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然后收取赋税。现在的土地制度也是国有制,国家将土地分给劳动者耕种。我记得从我很小的时候,村里每家每户每年都要向国家缴纳一定的税,否则就不能拥有土地的使用权。二者虽然具有本质上的差别,但形式上却具有某些方面的相同点。虽然从06年开始我们国家已经废止了农业税,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现在的土地制度在某些方面还是或多或少地受到古代土地制度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重农固本”思想一直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推崇的,所以这种思想在普通民众的心中根深蒂固,直到现在对人们的影响还是很深的。我们村里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很多外出务工的年轻人都会回家。大家坐在一起交谈的时候,有些年级较大的老人就会教育他们,在家陪着妻儿本本分分地种地多好,何必到处奔波呢?只要家里有地在就衣食不愁。也许这种思想在我们这些80后、90后们看起来是顽固的,过时的,但在古代这确实是社会上的主流思想,并且这种思想在现在社会里还深刻地影响着一部分人。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年代里,守着妻儿侍弄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是很多人的梦想。由此可见,“重农固本”的思想不仅在古代,就是在现代社会的某一历史时期内它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在中国悠久的农业历史中培育出了粟、稻、黍、稷、麦、桑、麻等多种农作物。其中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不同,北方主要以麦为主要农作物,南方主要以稻为主要农作物。从这一分布格局形成至今,其分布形式基本没有大的变动。
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一大特点,这种特点一直延续至今,主要体现在生产工具、耕作方法和田间管理三个方面。
中国古代主要的耕作方式是铁犁牛耕,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应用,牛耕这种形式已经被动力更强,工作效率更高的机械所取代 。但铁犁却被广泛地接受和采用,并与现代科技完美地结合起来,使生产力水平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而且,现在在贵州、云南等许多偏远的地区,机械化无法使用的地方,铁犁牛耕这种古老的耕作方式仍然被沿用着,对于促进当地农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的农业与欧美国家的农业不同,欧美主要是粗放型农业,而中国主要以集约型为主。中国人口众多,耕地人均占有量少,农民只能在有限的土地上耕种,而且还要向国家缴纳赋税。在这种背景下,精耕细作,进行有效的田间管理以提高来那个是产量先得十分重要。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们就懂得开沟排水,除草培土等田间护理方法。进入封建社会后,中国的田间管理技术已日趋成熟,还发明了许多先进的灌溉设备,对于提高粮食产量具有积极作用。今天,我们的农业已经有了更加先进的设备进行灌溉,可以运用农药除草灭虫,减少了对自然环境的依赖程度,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正是对传统农业技术的一脉相承和创新发展,才推动了现代农业技术的进步与发展。
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产生的基础,农耕自然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中国传统农业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政治、经济产生了十分紧密的联系。众所周知,中国的农耕文明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但由于黄河流域优越的自然条件更适宜远古木石铜器农具的运用和粟、稷等旱作物的生产,所以农业首先在黄河中下游达到较高水平,黄河中下游地区自然也就成了中国上古时代政治、经济和人文中心。隋唐以后,随着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恶化,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农业迅速发展起来,并出现了经济重心南移的现象。农业的发展关乎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古代是这样,现在更是如此。
农业经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农业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勤劳智慧的中国年先民们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中创造了丰富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给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对于传统文化我们不能一概继承,一概否定,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让它在现在文化中重新焕发生机,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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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社会中的商品交换行为不应当是无序的,必须有一整套商业伦理原则和规范进行制约。我国商业伦理产生最早,其中最重要的规范就是“勤”、“俭”、“察”。我国古代商业企业优良传统正是通过商人的行为而表现出来。乐施于民成为商人的美德。正确处理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利益关系是商人的道德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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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商业道德伦理中也有很多值得现代商业伦理建设积极吸取和学习的亮点,本文将略加叙述。中国现代商业伦理建设是极为紧迫和重要的任务,从传统文化中梳理精华,结合西方主流文化的共同之处,更能将现代商业伦理深入人心。我们必须寻找切实可行的操作模式,不能丢弃如此宝贵的资源。
关键词:传统 商业 伦理道德 现代
论文正文:
从中国传统商业伦理道德中寻找重建现代商业伦理的契机
这几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大力推进和入世后市场经济主体及行为的复杂化,新闻媒体中有一个话题日见趋热:市场要不要讲道德?什么样的商业行为才是我们应该提倡和遵行的?中国现在正处于转型时期,由于市场经济的时间比较短,大量问题涌现,商业诚信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一大问题。中国商业伦理的建设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关注。很多学者对此发表意见时均源从西方主流管理学和经济学相关领域中寻找理论,动辄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等等,本文拟略换思路,讨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是否可寻找些重建现代商业伦理的契机。也许国人于传统文化中能接受和汲取的会更多更深。
经济伦理指的是直接调节和规范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一系列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是和人们的经济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内在于人们经济活动中的伦理道德规范。商业伦理规范的领域其实很广泛,商业伦理对财务数据的准确、合同的遵守、人事管理等方面的要求是很显然的。此外,产品质量、环境影响、知识产权、雇用关系也都是商业伦理规范的领域。如果一个公司始终坚持商业伦理,那么其员工会有自豪感,从而会激发出更多的热情与创造性;如果产品始终是可信赖的,最终会获得客户的信任;与供应商的交往也是如此,供应合同不可能是面面俱到的,如果能获得对方的信任,那么合同不完备的问题就能很容易得到解决。当然,有些时候,坚持商业伦理是有代价的,尽管最终会有收益,但长期收益可能是当时无法预见的,这就需要一种勇气。
尽管我国历代君王都有重农抑商的思想,因此我国商业产生的历史非常久远,发展却十分缓慢。甚至长期把商人视为社会底层人物,但正是这样一个阶层在与社会其他人交往过程中发展出了很多充满商业智慧的好的商业伦理。略举如下:
1、“诚信为本”、“薄利多销”的企业理念
贱买贵卖,获取利润是商人的基本目标或经营手法。中国古代商人不乏奸商,但是廉贾如陶朱者也不少。“诚”是儒家伦理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德目,也是中国交换伦理德重要典范。宋儒周敦颐在《通书》中写道:“诚者,圣人之本”;“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诚”可以赢来商业信誉,引来更多的顾客。司马迁说“贪贾三之,廉贾五之”。他们的经营方针是“诚信为本”、“薄利多销”即通过树立“诚信无欺”的经营信誉赢得顾客。以“薄利多销”来增加利润。“诚信为本”的企业理念也可以被视为中国传统企业道德的核心。现在所推崇的诚信经济,与合作者、消费者共赢多赢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2、价实、货真、量足、守义的企业伦理道德
传统的企业理念体现在企业道德行为上就是“价实”、“货真”、“量足”、“守义”,这既是企业的伦理道德观念,也是企业的行为准则;价实,是说的商品价格,历代把“口不二价”作为经营者的美德;货真这是说商品质量。《礼记·王制》云:“布帛精细,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就是说经营者必须对消费者负责,保证商品质量;量足,是说商品计量,这里不仅是说商品绝对数量的足量,还指计量单位的统一;守义,是谈经商作风,也是一种企业风尚。中国传统道德观是“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信义不欺,一诺千金”。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商业伦理发展中所提倡的4P理论(产品、价格、渠道、促销)其实也和这些思想息息相关。
3、富好行德,周济贫民,捐赠国家的企业传统行为
商业社会中的商品交换行为不应当是无序的,必须有一整套商业伦理原则和规范进行制约。我国商业伦理产生最早,其中最重要的规范就是“勤”、“俭”、“察”。我国古代商业企业优良传统正是通过商人的行为而表现出来。乐施于民成为商人的美德。正确处理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利益关系是商人的道德行为准则。
4、体现着强烈的民族爱国意识,观念文化起主要作用
这一点在中国近现代体现尤为强烈。近代中国的经济及历史现状,决定着强烈的民族爱国意识是中国近代和现代企业文化的主导意识。爱国民族意识主要表现在“实业救国论”、“主人翁精神”,近代民族资本家荣氏兄弟、新中国成立后鞍钢的孟泰、大庆油田的王进喜等就是典型代表。在中国传统企业文化中,不是制度文化起主导作用,而是观念文化即意识形态起主导作用。民族资本家兴办企业其经营往往不单纯为了经济目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如荣氏兄弟、张元济等把“实业救国”作为其兴办企业的最高目标。 现代商业伦理中当然不能一味强调为国奉献,但涉及到幼稚产业发展,出口遭遇贸易壁垒,国内价格战烧到国外市场时,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前人更为高远的一些看法呢?
当前西方商业书籍流行极广,中国悠久的商业文化和伦理道德几乎已成被遗忘的对象,甚至完全没有话语权。相关学界和企业界人士应该认识到:加强我国现代商业伦理建设是一个必经阶段。国外的很多管理思想和方法未必一定能完全为我所用。当前最应考虑的一个话题显然应该是如何在现有国际化大背景下,勿忘现有历史资源。不仅是把优秀的传统商业伦理封存在记忆中,或者仅作为讨论谈资。重要的是应考虑如何从可操作层面上探索建立完整现代商业伦理体系的方法和模式。比如政府、企业、社区甚至整个社会如何引导互动,相关理念的宣传贯彻,文化表达权和话语权应如何树立等等。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宝贵资源,经过去粗存精,结合现代思想,必将大放异彩。不要忘了我国的传统商业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个大循环,当我们在埋头拜读西方相关著时,西方也在认真学习我们的论语和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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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观于天文,俯察于地理,乃始作八卦,彖言乎象,爻言乎变。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的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一颗对传统文化爱得深沉的心, 我选的是第一个题目,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落点在精髓二字,精髓的基本解释为精气真髓,比喻事物的精华部分,我个人不太赞同这种解释,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吸收和沉淀,到现在糟粕其实已经很少,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灵魂,也即我们传统文化的灵魂所在。
那么,灵魂在哪里?我们可以把文化分为有形和无形两个部分,有形的物质和无形的思想,而文化的灵魂则在于其无形的思想层面,换一个词,哲学。并不是我一人这么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一书中文化的灵魂直接指的就是中国古代的哲学,包括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还有后来传进来的佛家等等,这些在现代都被笼统地称为哲学。再论述到中国哲学的鼻祖,是哪里?可以比较东西方的不同,西方的东西好像就是在不断地创新然后推翻前面的结论,但是中国不一样,我们国家的文化就像金字塔一样,从上到下,不断增加;从古到今,不断扩充。而金字塔的顶端应该算哪里?
我想,当之无愧的当属《易经》,或名《周易》。可能至今还有很多人都认为《周易》更多的是一本卜筮之学,是迷信。但显然不是这样的。以其第一卦乾卦来说(也许没有背下来的必要,只是我背下来了,这里不管了),这一卦属于大吉的卦,好像其中的利见大人啊,无咎啊,吉啊等等讲的就是卜筮,你会遇到什么,你要怎样面对,结果会是怎么样的,跟算命差不多;但是不能忽略的是它更多的讲的是安身立命出世处世的道理,比如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这句话就会被人拿来当座右铭或者拿来教训晚辈,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道理。
而且,这里面有很多都讲的是象,系词里面说,圣人是:仰观于天文,俯察于地理,乃始作八卦,彖言乎象,爻言乎变,所以六十四卦里面有很多关于象的描述也是暗含着处世之道。
我想要强调的一点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值得我们传承和发扬的,之前有一些国学朗诵活动的普及就是很好啊,虽然说美国那些地方的教育是多么多么好,但我依旧认为教育应该从娃娃抓起,抓起的重点是要从小给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现在的人有好有坏,为什么我们会有好坏的概念,就是因为我们是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准绳的,如果什么时候这个准绳没有了,我们的民族文化也就不复存在了。为什么现在没有以前那么多的大家,一是环境所致,
二,还是环境所致,现在应该抓紧的还是精英教育,但是可惜上下不同体,社会太浮躁,但,大乱之世必有伟人出,也许是现在还不够乱,也许,伟人还在成长。
对于某位菇凉提的问题,为什么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还在?用一句文言回答。我实在不知道你想要的答案是什么,我想说的是,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必然是以人为载体的,如果人都不在了,再牛掰的东西也只是个东西,没有了创始者赋予它灵魂,就只是死物,死物如何延续?不才认为这就应该归于中国医学的作用,没有中医都活不下来!当然,真相不是这么诡异耍流氓的,只是我现在能想到的也只有一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因为代代人都有这样的抱负,灵魂不死,故而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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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国园林;意境;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禅宗思想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各教派的思想—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禅宗思想对中国园林建筑艺术具有深远的影响—通过园林艺术对人的生活环境的调节,把握人本身的存在特征和意义,可以窥视中国园林发展之一斑。
中国园林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园林体系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不以创造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具体园林形象为最终目的,它追求的是象外之象,即所谓的“意境”。意境,实质上是造园主内心情感、哲理体验及其形象联想的最大限度的凝聚物,又是欣赏者在联想与想象的空间最大限度驰骋的再创造过程。正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如空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相,言有尽而意无穷”。因此,园林景物,取自然之山、水、石组织成景,寥寥几物便使游人大有“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开”之感。中国园林艺术创作中“意境”的产生与中国哲学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它对中国园林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中国文人性格和审美情趣的渗透,折射在园林风格和景观意境的审美观念中。因此,无论从园内的物质内容到精神功能,从园林的立意布局到园内景区的主题分布都孕育着丰富的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和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儒、释、道、三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各自以其不同的文化特征影响着中国文化;同时,三者又相互融合,共同作用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并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多元互补的特色。本文通过阐述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教派思想对中国园林的影响,来窥视中国园林发展之一斑。
一、儒家思想与中国古典园林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发展的主流。虽然在先秦时,中国文化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多元形态,儒家只是其中主要的一家,但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黝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正统,深深地影响并主导着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闭。儒学崇尚“仁义”和“礼乐”等孔子思想,提倡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中庸思想。政治上主张“德治”和“仁政”;教育上主张“有教无类”,重视平民教育和伦理道德的培养与实践。虽然这些儒学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一定的制约作用。于是,儒学在吸取、借鉴道教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以“道生万物”的思想完善了儒家哲学的思想体系,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认为天人是相通的,提倡“天人合一”之说。于是这些思想的形成导致了中国人的艺术心境完全融合于自然,“崇尚自然,师法自然”也就成为中国园林所遵循的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园林把建筑、山水、植物有机的融合为一体,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利用自然条件,模拟大自然中的美景,经过加工提炼,把自然美与人工美统一起来,创造出与自然环境协调共生、天人合一的艺术综合体。苏州沧浪亭的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俱有情”就表现出园主视己与自然浑然一体,陶然于自然的闲适心情。另一方面,儒家的比德思想也对中国园林的主题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我国的古典园林中特别重视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寓义于物,以物比德。人们把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景物看作是品德美、精神美和人格美的一种象征。如人们将竹、松、梅、兰、菊以及各种形象奇伟的山石作为高尚品格的象征。
二、道家思想与中国古典园林
道教是本土宗教,它与儒、释并称三教,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之一。在哲学上,老子以“道”为最高范畴,认为“道”是宇宙的本原而生万物,道是万物存在的根源。同时主张“天地以自然为运,圣人以自然为用,自然者道也”阎。后来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以自然为宗,强调无为。他认为自然界本身是最美的,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老子和庄子看来,大自然之所以美,并不在于它的形成,而恰恰在于它最充分、最完美地体现了这种“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大自然本身并未有意识地去追求什么,但它却在无形中造就了一切。而中国古典园林之所以崇尚自然,追求自然,实际上并不在于自然形式美的模仿本身,而是在于对潜在自然之中的“道”与“理”的探求。由此可见,道家的自然观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对古代民族艺术特色的形成是极为重要的。其精神表现为崇尚自然、逍遥虚静、无为顺应、质朴清贵、淡泊自由、浪漫飘逸。于是,在道家神仙思想的影响下,以自然仙境为造园艺术题材的园林便应运而生。如秦始皇在渭水之南建的上林苑。这种“一池三山”的布局对后世园林有深远影响,并成为创作池山的一种模式,促成了园林艺术的发展。这种在宫苑里凿池筑岛,用造园的方式来模拟东海神山,对传统中国园林空间的发展至少具有以下显著的意义:
(1)完整的主附水体的建立。汉上林苑不但拥有数量众多的大小池沼作为附属水体,而且具备了太液池、昆明池这样水面浩瀚的主水。千姿百态的水体穿插于庞大宫苑建筑和山体之间,大大开拓了园林艺术空间,产生高低错落、起伏有致的和谐韵律。
(2)为中国园林山水体系的确定奠定了基础。山水与水体之间的关系由过去长期的一水一山,一池环一台变成了一庞大水体环绕三山,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园林空间艺术,促进了园林艺术的发展。
(3)以水体为纽带的山、水、建筑组合关系的建立。在以单纯的山或高台建筑为核心,以道路建筑为纽带的园林形式中加人了以水体为核心和纽带的新格局。这不仅大大丰富了园林艺术手段,促进山、水、建筑及植物景观间更复杂的穿插、渗透、映衬等组合关系的出现和发展,也为传统园林最终采取一种流畅柔美、富于自然韵味的组合方式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一池三山”的模式后来为历代皇家宫苑所沿用,并影响到宫苑以外的园林,如扬州曾有“小方壶园”,苏州留园有“小蓬莱”,杭州三潭印月景区有“小碱洲”等。
三、禅宗思想与中国古典园林
禅宗是由于佛教即释教文化东渐,在中国文化土壤上形成的一个中国佛教宗派。它不仅吸收了以往佛教诸派思想以及玄学思想之所长,而且还融合了中国文化中有关人生问题的思想精髓,从而与华夏民族重视现实生活的文化传统构成水乳交融的整体,成为与儒、道并称为传统文化的三大基本组成之一。它提倡通过个体的直觉体验和沉思冥想的思维方式,从而在感性中通过悟境而达到精神上的一种超脱与自由。禅宗思想有以下几个特点:
(1)“梵我合一”的一元世界观,即所谓我心即佛,佛即我心;
(2)设定了顿悟见性的修行方式,也就是通过渐修或顿悟发见本心;
(3)“以心传心”、“自解自晤”、“不着文字”的内心体验。
中唐时期,禅宗美学的兴起,将审美与艺术中主体的内心体验、直觉情感等的作用提高到极高的地位,使之得以深化,并把禅宗思想融人到中国园林的创作中,从而将园林空间的“画境”升华到“意境”。这就为园林这种形式上有限的自然山水艺术提供了审美体验的无限可能性,即打破了小自然与大自然的根本界限,这在一定的思想深度上构筑了文人园林中以小见大、咫尺山林的园林空间。因此与皇家园林不同,充满禅趣的文人园林多显露出以小为尚的倾向。这一方面表现在园林面积、规模的小型化上,如山向叠石、水向小池潭、花木向单株转化,静观因素不断增加,而自然景观的可游性则相对降低。另一方面表现在立意于小。小中见大的创作手法在我国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化艺术中应用十分广泛。
事实上,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文化思想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以及人们对自然美的认识和追求,常常与社会的剧烈变革以及思想活跃程度密切相关。春秋战国时期,老庄对自然美的整体认识恰好是在周王朝衰落,群雄割,战乱连年的时代。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两汉国力强盛,这时儒学上升为正统独尊的地位,人们的心理特征是普遍的人世和进取精神,对自然美的追求不是社会的主流。因此,时代本身不具备对自然美作深层次发掘和开拓的土壤及条件。对自然美认识是在东汉衰落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得以深化。私家园林、山水诗画都出现及勃兴于这个时代。以儒道结合的玄学进一步发展,讲究“言不尽意”的理论主张。盛唐以后,人们总喜欢把客观的“景”与主观的“情”联系在一起,把自我摆到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含蓄的意境美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所追求的至高境界。
四、结语
纵观中国古典园林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表现在古典园林中的这种具有古代中国人审美特征的园林自然观,绝不仅仅限于造型和色彩上的视觉感受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对人类征服自然的心理描述,而更重要的还是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即通过园林艺术对人的生活环境的调节,来把握人本身的存在特征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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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何谓国家,先有家才有国,而国稳定了才有家,家庭稳定了才会有国,家庭是国家中最小的群体,是社会的组成细胞,更是作为一个伦理实体的存在,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盛行的今天,加强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伦理道德的建设在当今时代下,更是赋予了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的家庭道德建设是建设国家的一个基础,是国人人格产生的发源地,更是世界观形成的重要环节。因此,对于传统家庭道德的建设起到了基础性作用,而在加强家庭伦理道德建设更是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家庭;传统文化;家庭伦理道德
中共中央在2001年9月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指出要把公民道德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来抓,大力提倡家庭美德的建设。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主要构成元素,在继承与批判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的同时,更要将家庭伦理思想、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时代因素相结合共同构建属于我国的新型家庭伦理道德,这对我国构建稳定的社会主义与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
“正家而天下定”,正是在叙述家庭与社会的关系,一个家庭伦理道德的形成在很大的程度上会影响一个家族的子子孙孙,会影响一个家族的兴旺发达,古代很多圣贤的人都有自己的家风,这些家风是从自己的日常实践中孕育而生的家庭伦理道德的总结。孟子曾经说过的:“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更是对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有了一个更仔细的界定。这些古代的名著中无一不体现着现代社会中关于家庭伦理道德建设的内容,这是我国的瑰宝,也是我们中华民资的瑰宝,正是有了这些大家的叙述,可以让我们现代的家庭伦理道德得到了借鉴与学习的对象,让我们在当今社会中依然有着心里的道德约束。这些理论都对中国人人格的塑造与世界观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家庭是个人道德的起步阶段,是个人自出生以来进入的第一个社会场所,而个人职业道德与社会公德的初步形成阶段都是在家庭中完成的,在这个初级阶段中,尽管我们的的道德看起来并不成熟,但却是后来形成职业道德与社会公德的基础。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诚信有很多名言,“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何为君子,这让我联想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点点提高自己,一点点积累,不断地学习比自己好的人身上的优点,修持自身,这也可能就是古代圣贤们所说的圣贤之道了。看来古人已经将家庭伦理道德的建设看作是社会公德与职业道德的基础了。而在当代社会,我们可以从家庭伦理道德中找到一些可以移形幻影的方法,比如将对父母的孝顺转换为对老板,对公司的忠诚,从这一角度上说,“孝”又被赋予了很多外延的意义,更加深刻了他本身的含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举斯心加诸彼”,将站在别人的角度上思考问题引入现代社会中,可以更好地与人和睦,与人为善,在职业道德与社会公德的建设中更加鲜明,也对和谐社会的建设更加有利,也对自身的道德起到了提升的作用,更加推动了家庭伦理道德建设,也更加说明了家庭伦理道德建设是作为职业道德与社会公德的基础而存在。而当前的社会中,公德的缺失,职业道德的违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在一些优秀的家庭伦理道德方面没有予以继承,更是对现代人道德滑坡的一个警示,我们应该在自身上找到不足,改正我们身上所有的有悖家庭伦理道德,职业道德与社会公德的行为,应该对此进行检讨与反思。
马克思认为的实践观在现代家庭道德建设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符合现代发展,符合现代家庭伦理建设的好的道德标准被留下来,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结合与发扬优秀传统家庭伦理文化,抵制那些不利于社会进步,不符合时代进步的道德,根据实践的要求建立属于我们现代的家庭伦理道德建设。恩格斯曾经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到“如果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首先我们知道了有爱情才会有婚姻,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而是应该遵循内心的爱去结婚,找到自己的人生伴侣,过幸福的生活,在婚姻中也不应该太注重物质享受,要体现互相的尊重与平等,做到相敬如宾,虽然婚姻是受法律的制约,但是我们依然要重视道德层面的制约,应该担负起对一个家庭的责任与义务,共同来维护家庭的稳定与团结。在邻里关系中,要和睦邻居与自己的关系,互相帮助,建立起一个和谐的邻里关系,更好地体现家庭伦理道德建设的重要性。
社会的发展需要各个层面的发展,同样社会和谐的发展更是建立在每个和谐的个体身上,和谐的家庭关系,和谐的邻里关系,这一个个和谐的个体构成了和谐的整体,和谐的家庭要靠家庭伦理道德来规范来实现。所以,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文化需要对家庭伦理道德进行建设,这也更加证明了家庭伦理道德建设是必要的。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72.
[2] 刘镇江.江泽民伦理思想研究[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3] 王长金.传统家训思想通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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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它的族源追溯到7世纪末,是以中亚各族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为主,在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在唐时被称为‘藩客’,元朝以后称为‘回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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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回族是我国十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之一,回族的伦理道德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承袭、世代流传下来许多优良的道德传统,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变化着,并丰富了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思想,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中,进一步发扬回族伦理道德的积极精神和优良传统,对促进民族感情的认同、社会心理的平衡和民族团结,具有宝贵的现代意义。
关键词:回族;伦理道德;传统;现代意义
论文正文:
浅谈回族伦理道德中的优良传统及其现代意义
回族的传统道德受到伊斯兰教道德的影响,在沿袭伊斯兰教伦理道德的同时,也吸取和承袭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有益成分,形成了自己的处世、处事伦理道德规范。并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充实、凝练、沉积而形成,具有鲜明的伊斯兰文化内涵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良的传统并具有宝贵的现代意义。
回族伦理道德,在理论和行为两方面都是以伊斯兰教伦理道德观作基础,回族伦理道德的形成起源于伊斯兰教伦理道德,可以说没有伊斯兰教伦理道德也就没有回族伦理道德。因为回族的形成就是伊斯兰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伊斯兰教就没有回族。所以回族的伦理道德与伊斯兰教伦理道德是一脉相承的,两者有共同的本质,因此,探究回族伦理道德,必须了解和认知伊斯兰教的伦理道德。
伊斯兰教伦理道德以《》和《圣训》为根本宗旨,涵盖的内容比较广泛,涉及人类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为教徒制定了基本的道德规范。纵观伊斯兰教义,道德问题占有重要地位,比如“命人行好,止人干歹”“川赏善罚恶”就被认为是《》的基本道德主旨。它的本质其实就是指导和规定人们行为的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对每一个穆斯林而言,都是实际生活的基本准则。
回族伦理道德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它的族源追溯到7世纪末,是以中亚各族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为主,在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在唐时被称为‘藩客’,元朝以后称为‘回回’。”他们所恪守的伊斯兰教伦理道德在“中国教义不明,教名未定,不见于典籍,亦无汉文译著,基本上是个侨民的宗教”[2]。他们的道德规范在各方面都受伊斯兰教伦理的道德的影响,秉承其伦理道德精髓和本质,初步奠定了回族伦理道德的基础。与此同时,不断汲取其他文化的有益成分,从而为构建本民族独具特色、自成一体的回族道德作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在充实、发展和演化当中,其所承载的伊斯兰精神却始终没有变化,并在承袭各家伦理道德文化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伦理道德。
回族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很多优秀的伦理道德传统,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今天都能进一步指导我们的工作和学习。
(一)为人正直,诚实做人
“为人正直,诚实做人”历来是处理个人与他人、集体、社会三者关系的一个重要行为规范,有助于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起到维护社会团结的作用。在伊斯兰道德伦理中也主要反映的是真主与人、人与人、人与其他被造物之间的关系,因此“为人正直,诚实做人”也是对这一主旨的反映。所以“为人正直,诚实做人”这一道德规范,在回族群众中是广为流行的。
伊斯兰教主张人们诚实守信,坚决反对欺诈行为。“在正己的基础上,鼓励人与人之间为利于社会和民族进步相互合作,为正义和敬畏而互助。要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讲究礼节,相互尊重;语言文明,礼貌待人;胸怀宽阔,坦诚相见,避免相互猜疑,通过信任与理解保持群体之间和睦相处。”[3]在这样的伦理道德规范下,回族的每位成员要做到驱恶向善、驱邪归正,就要安守本分,远离邪恶,不要轻举妄动,滥杀无辜,要做不危害他人而有利于集体、社会的事情,约束不良行为,走上扬善抑恶的道路。
(二)尊老爱幼、仁慈互助
尊老爱幼、慈善怜悯和仁爱是伊斯兰教人道主义伦理规范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实际生活中,回族依据《》的规定,履行拜功,为主道奋斗,孝敬父母,善待近亲,和睦邻里,怜恤孤儿,款待旅客,宽待奴仆;自律律人,自洁其身,不断提高素养,使自己处于美好高尚的境界,保持人所特有的尊严。在家庭内部,老年人是最受敬重的,儿孙晚辈以照顾体贴老人为荣。回族伦理中的仁爱思想以经训教导为指南。穆罕默德说:“人类就像一个完整的肌体,一处患疾,全身疼痛。”又说:“具备慈爱幼小、尊敬长辈、善待下属三种美德者,必进乐园。……不慈爱人者,就得不到真主的慈爱;不慈爱人者,也得不到别人的慈爱。……你们慈爱大地上的所有人,真主必慈爱你们。”
尊老爱幼这种美德也有助于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也是我们现代人的基本修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回族秉承伊斯兰教人伦思想,把敬老视为“主命”是回族乃至全社会的优良传统。
(三)与人为善,和睦相处
回族非常重视人际关系,强调“与人为善,和睦共处”的道德规范。旨在创造一种平等互助、团结友爱、同心同德、和衷共济的社会道德氛围。《百问》一书认为“与人为善”要做到三项禁止:禁忌丑恶,即禁说谎、诬陷及一切言行上的罪恶;禁一切越规的异端;禁称霸,即禁迫害、禁毁人、禁背议、禁诽谤。在日常生活中,孝敬父母、优待亲属,怜悯孤儿,赈济贫民,热忱待宾,善待邻里等,都是“与人为善”的具体表现。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人际关系是社会生活中最一般的关系。从伦理的角度看,这种关系反映的是个人对他人的道德认识和道德认同,其中包含有个人行为对社会和他人的义务,是评价个人行为对社会成员是否有价值的标准,个人应当履行对社会和他人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等。人际关系是否健康,是决定社会能否正常发展、稳定和谐的主要因素。
(四)主持公正,扬善抑恶
回族特别强调“主持公正,扬善抑恶”的道德规范。主持公正即主持正义和公平,就是恰如其分地对待人和事,如贡献与奖赏相当,罪恶与惩罚相宜就是公正,否则就是不公正。回族穆斯林为了宣扬真理、捍卫正义,要求人们秉公作证,不怕任何挑战、责难和诋毁。《》讲:“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维护公道,当为真主而作证,即使不利于你们自身、父母和至亲。无论被证的人,是富足的,还是贫穷的,你们都应当秉公作证。”扬善抑恶,即提倡善行,抑制恶行。在回族群众中的通俗表述是“以德报德,以怨报怨”。要求人们积德、报德、不做坏事,在现实生活中尽可能多做好事。
在回族中,不少人能做到伸张正义,敢于同恶势力作斗争。这些人在国家危难和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往往能尽弃前嫌、挺身而出,为捍卫崇高的理想和正义的事业,同外敌和恶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其中不少人为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这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极其重要的,在今天更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五)崇俭抑奢、公而无私
回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是一个勤劳的民族,在生活和生产中,养成了勤于劳动、节俭生活的良好美德。勤劳节俭,不奢华浪费,是回族实现社会理想的重要途径。回族穆斯林崇尚“两世并重”的思想,重视人们的物质利益,提倡和鼓励人们通过辛勤劳动获得财产,尽可能地增加收入,认为这是立足社会的前提,必须通过正当手段和合法途径获取物质财富。拥有富裕的物质财富后,必须勤俭节约,避免奢华浪费,认为挥霍是一种犯罪,是恶魔的行为,“挥霍者确是魔鬼的朋友”。因此,在回族穆斯林社会中,一般都能坚持勤俭节约的优良美德。回族秉承伊斯兰“均贫富”的社会理想,避免贫富差距悬殊。广布人间真爱,铲除一切自私自利的劣根行为,使整个人类社会精诚团结、祸福与共。
(六)守中致和、公正中庸
“中和”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智慧的核心,如儒家提出的“和为贵”、“致中和”的思想,表现了从追求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到对人与人之间和谐的追求。“中和”也是道家和道教的根本特征和思想枢纽。伊斯兰教的守中致和、公正中庸就是“中间主义”的道德规范。穆罕默德曾说:“凡事之善,即守其中。”从中可以看出,穆斯林为人处世应该守中、适度才符合伊斯兰道德规范的要求。
在此基础上,回族穆斯林把公正、适中作为个人重要的道德修持而加以提倡,并用于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使自己做人做事都不偏不倚、守中行善。主持、维护公道是“善行”的主命。穆罕默德曾说,如果有人在两个人之间主持公道,即是一种慈善。主持公正即主持正义和公平,就是恰如其分地对待人和事,如贡献与奖赏相当,罪恶与惩罚相宜就是公正,否则就是不公正。回族穆斯林为了宣扬真理、捍卫正义,要求人们秉公作证,不怕任何挑战、责难和诋毁。要求人们为人处世要公道正派、坚持原则,既不阿谀奉承,也不恃强凌弱。此外,在各种商事活动中,要求平等待人,公平交易,童叟无欺,不牟取暴利,不以假乱真,不以次充优,不短斤少两,不囤积居奇,不随意克扣他人所应得的财物。在生活消费上,主张既不挥霍,又不吝啬。不难看出,回族穆斯林倡导的中庸、适度思想,完善和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中庸致和思想。
回族伦理道德在发展的过程中融入了各个民族的优良传统并将其继承和发展,作为中国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其所具有的优良传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回族伦理道德行为反映在民间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有以下几个主要内容。
比如说坚忍、守中、孝亲、团结、清洁、正义、团结、顺从等,这些不成文的传统道德行为规范,起着巩固信仰、净化心灵、稳定社会、团结内部的重要作用。在回族聚居的乡村、里弄很少见到聚赌、酗酒、嫖娼等现象。宽恕忍让、团结和睦的敦厚民风使这些地区成为犯罪率最低的地区之一。回族传统的伦理道德风尚,定能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得到弘扬光大,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具有丰富的现代意义。
四、总结
总而言之,中国回族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诞生离不开伊斯兰教的伦理思想,在长期的发展和继承中,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伦理道德。它所反映出的优秀传统对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环境也有宝贵的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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